上海10层以上的新建筑中,至少有一半是绍兴人造的?

绍兴与上海之间地缘相近,经济相融,人文相亲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检索1996年出版的《绍兴市志》中的地名索引,与上海有关的条目多达350多条,足见双方关系之密切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,又是上海人的女婿,半个多世纪以来,我曾无数次行走在沪绍之间,对两座城市的历史演变和人文环境,自有一种独特的感受。改革开放以来,因为倾心于江南文化的研究,我接触到绍兴自古至今的各个领域,无论是政治、经济还是文化、教育,都涉及上海与绍兴之间的关系。

绍兴师爷在上海“转型”

近代以来,上海外来移民的客居人口远多于当地“土著”人口,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绍兴移民。

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,绍兴的金融业(钱庄)、丝绸业和茶业就已经进军上海,分别成立行会组织,并且与宁波结成经济同盟,史称宁绍帮。绍兴人精明、聪明、开明、文明。自晚清起,绍兴师爷、绍兴黄酒、绍兴方言开始通行天下。绍兴人开的钱庄多以经商起家,他们凭借手中财力,经上海转运出口,获利颇丰。王孝通《中国商业史》称绍兴生意人“性机灵,有胆识,具敏活之手腕,特别之眼光。其经营商业也,不墨守成规,而能临机应变”,颇具“钱粮师爷”的智慧。用上海话来说,属于“头子活络,门槛精”的高手,故能与北方的“票号”相抗衡。当时对发展上海经济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。民国时期,钱庄业逐渐被银行业所替代,除了国家掌握的“南四行”(中国、中央、交通、农业)银行外,又形成了大陆、盐业、金城、中南四大私人银行,合称“北四行”,均在上海设立分行。笔者先父曾供职于上海大陆银行(今九江路111号),是其一生从事金融业的辉煌时期。

绍兴盛产老酒,上海是一个庞大的酒市场,早在北宋时期就专门成立征收酒税的衙门,称上海务。老上海人对绍兴黄酒情有独钟,旧时很多弄堂口、马路边都能看到一家家小酒馆,门口堆满老酒坛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直到今日,不少上海人未必分得清“古越龙山”与“会稽山”,但却对老字号“沈永和”记忆犹新。

绍兴乃绍剧与越剧的发源地,上世纪30年代,绍兴地方戏登上上海的大舞台,绍兴大班在老闸戏院演出长达数十年,造就了一大批名演员。1960年,绍剧电影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,曾在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放映。

1942年起,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等在上海进行了越剧改革。以“越剧十姐妹”为代表的一批越剧名角应运而生。

“新绍兴人”和“新上海人”

上海的绍籍名人可谓多矣,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任伯年长期在上海生活并在上海成名。

上海曾是光复会的成立之地,其主要骨干绍兴人蔡元培、陶成章、秋瑾、王金发等均在上海从事过革命活动,秋瑾还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张妇女报刊《中国女报》,蔡元培则先后两次担任过交通大学(南洋公学)的校长。

1911年,绍兴人杜亚泉出任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会长,同年起主编《东方杂志》,历时8年。1919年,绍兴人邵力子、朱仲华(时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)等在上海领导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。1921年,绍兴人邵力子参与筹备了中共“一大”。1927年,绍兴人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。同年4月,绍兴人汪寿华(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)在上海牺牲。

绍兴人鲁迅一生共在8个城市生活过,但他最终选择在上海定居长达10年,直到去世。在上海,鲁迅撰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杂文,并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。事实证明:不论从政治生态、交友氛围、居住环境乃至安全因素考虑,鲁迅选择上海都是对的。此外,著名散文大家柯灵、一代名导演谢晋等绍兴人都在上海成就了各自的辉煌业绩。

两地之间还有几次重要的人口流动,促进了各自社会与经济的发展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,大批上海老工人从各自的企业“精简”返乡务农,为绍兴农村带来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知识,也带来了熟练的操作技术,成为改革开放以后首批乡镇企业的业务骨干。1968年起,又有大批上海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到绍兴(多为父母辈的原籍)投亲靠友,为当地农村带来了新鲜血液。一些上海知识青年在绍兴安家落户,成了“新绍兴人”。1978年以后,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送暖,大批绍兴农民工涌入大上海,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伍,一种说法是,上海10层以上的新建筑中,至少有一半是绍兴人造的。这些建筑老板在上海滩站稳脚跟,形成了越商群体,成为融入主流社会的“新上海人”。

上海又是绍兴的主要旅游客源地,好玩的上海人与热情好客的绍兴人十分投缘,高铁与动车进一步拉近了沪绍之间的距离。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,绍兴仍会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带动,未来这种关系将会更稳固、更密切。

(作者为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)